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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笼罩多个地区。印尼卫生部表示，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7个省约340万人因暴露于烟霾而面临呼吸道感染风险。随着火情加剧，浓烟跨越国境，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学校停课、航班延误、空气质量恶化，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

　　一场印尼野火，为何会从局地火情演变成牵动东南亚多国的区域性烟霾危机？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芳。

　　印度尼西亚地处赤道附近，受季风影响，全年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通常，干旱高峰集中在7—9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旱季峰值出现在8月。

　　而今年，这个“火险窗口”格外漫长、干燥。6月至7月，印尼全国平均降雨量均创近30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负责人表示，强度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印度洋偶极子（IOD）趋于正相位，导致印度尼西亚降雨量减少，加剧并延长了该国旱季。

　　据我国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同时，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在今年下半年同步发展。科学家在印度洋中划出西极和东极，西极位于西印度洋的阿拉伯海，东极位于印尼南部东印度洋。这两个区域海温差异的变化，就是印度洋偶极子。印度洋西极海温高于东极，被称作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也就是暖性位相。

　　李芳表示，厄尔尼诺和印度洋偶极子正位相抑制了印尼上空的对流和降水。“厄尔尼诺发生时，热带太平洋暖水和主要对流中心偏向中东太平洋，印尼上空的上升运动减弱；而当印度洋偶极子进入正位相时，印尼西部邻近海域相对偏冷，海气之间的水汽供应和对流活动进一步受到抑制。两者叠加后，印尼特别是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及南部诸岛更容易出现少雨、高温、土壤失墒加快和火险等级升高的情况。”

　　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1月至7月，印尼野火过火面积共超过20万公顷。8月下旬到9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印尼森林火灾、土地火灾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印尼一些地方为快速开发土地，常采取用火清地和开垦的方式；在土地争议中，还存在人为点火“圈地”现象。加之印尼绝大部分的泥炭地已被排干水分，在旱季高度易燃。

　　“泥炭地本质上是一种富含有机质、长期积水、分解不完全的湿地土壤系统。”李芳解释道，“在自然状态下，它像巨大的‘蓄水海绵’和‘碳库’，含水量高，不容易燃烧。但一旦被开沟排水、清除植被或遭遇长期缺雨，泥炭层就会迅速变干，从高含水生态系统变成高可燃物层。”

　　更棘手的是，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与通常看到的熊熊明火不同，阴燃是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这类火会沿着泥炭层内部缓慢蔓延，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更久。”李芳说，极端情况下，阴燃火可深入地下较深位置，表面看起来火势不大，但实际烟量大、复燃概率高；地下仍在燃烧的部分可能在风力加大或者再次干燥后重新引燃地表植被。因此，灭火需要持续补水，甚至依赖较大范围降雨，扑救难度极高。

　　印尼拥有全球约36%的热带泥炭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长期处于高火险、开发活动密集pg电子的地区。长期以来，部分泥炭地经历排水、农业开发和森林退化，原有的水文调节能力受到影响，从“储水碳库”变成“地下燃料库”，小规模火源很容易失控。

　　“在强厄尔尼诺年，人类活动留下的易燃隐患会被进一步放大。”李芳指出，野火频发，正是长期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在极端气候背景下集中暴露的结果。

　　8月26日，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发布最高级别跨境烟霾预警。9月初，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印尼雅加达和新加坡一度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印尼卫生部建议儿童、老年人、孕妇以及哮喘等基础疾病患者减少烟霾暴露，外出时佩戴口罩。

　　李芳表示，从大气传输角度看，今年烟霾扩散明显，关键在于持续火源、持续干燥和有利的风场条件叠加。

　　8月以来，东盟南部地区受西南季风影响，低层盛行偏南或偏东南风。对于位于赤道附近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火灾高发区而言，这样的风场能够将烟羽向马来半岛、新加坡以及周边海域输送。

　　今年恰逢火源不断、大气偏干、降水偏少，与往年相比，跨境烟霾风险出现得更早、警戒级别升得更快、持续时间更长。

　　对眼下的印尼来说，约25%的陆地区域仍处于严重干旱，预计火情整体不会进一步加剧。真正决定火情走势的，仍是降雨，但这场雨可能来得更晚一些。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爪哇、努沙登加拉等重点区域雨季将比常年推迟约一个月，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才正式到来。这意味着，火点和烟霾风险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随着10月前后季风转换，局地对流和阵雨增多，火情和烟霾扩散有望逐步减弱。

　　印尼今年的野火和烟霾，再次把一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灾种，而是复合风险。

　　极端异常气候提供了“干燥背景”，土地利用改变削弱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人为火源点燃了火场，季风风场又把烟霾送向邻国。最终，一个局地的火灾问题，被放大为涉及生态环境、公共卫生乃至区域治理的复合风险。

　　其中，泥炭地尤其值得关注。泥炭地火每公顷释放的碳远高于普通森林火，带来严重污染和大量长期碳排放。专家指出，泥炭地保护和恢复必须被放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更核心位置。恢复泥炭地水文、减少排水开发、推进再湿化和地表植被恢复，不仅是生态修复，也是必要的减排和防灾工程。

　　此外，野火治理也需要从“灭火导向”进一步向“风险前移”转变——在火灾发生前，把更多力量放到火源管理、卫星遥感监测、早期预警和社区治理上。

　　而当烟霾越过国境线，单个国家的治理就更难独立完成。气候适应需要区域数据共享、预警联动、联合执法和公共卫生协同。今年7月，东盟有关会议重申全面落实《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加强火灾预防、监测和联合应急响应，就是区域治理必要性的体现。对跨境烟霾而言，卫星监测到的热点、气象预报、各国共享的空气质量和烟霾监测信息，最终都需要转化为更早的预警和行动。